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产生,往往源于某个关键人物的一个小小决定。一个微妙的选 择,一个字的改动,都可能牵动上万人的命运。太监张居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。

在后唐灭前蜀之战中,张居翰私自擅改圣旨一个字,结果救下了上千前蜀官员的性命。一个字的差错,一个太监的博爱之举,却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“仁义之士”的美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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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将以张居翰擅改圣旨一事为切入点,描绘这段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,并深入挖掘张居翰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。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:后唐灭前蜀的背景、王衍的投降与李存勖的决定、张居翰改字救人的细节以及张居翰性格特征的分析。希望通过张居翰的故事,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举的意义,并反思一个人的善意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。

公元907年,唐朝在天下大乱的战火中终于灭亡。接手中原王朝火炬的,是来自燕云十六州的后梁政权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是一个布衣出身的军阀,他依靠武力夺取了中原江山,建立了汉人王朝。

但好景不长,920年,另一股割据势力崛起,其领袖是名叫李存勖的山西藩镇。李存勖出自唐室李姓宗亲,年轻时就以勇猛善战闻名。他手下兵马强劲,很快在北方称雄。923年,李存勖终于攻占后梁都城开封,建立了新的王朝——后唐。

此时的中国已是五代十国的局面,各路藩镇互相混战。李存勖心中怀揣着大一统的梦想,他决定要消灭其他割据政权,重建统一的唐朝。在李存勖看来,第一个目标必须是西南一隅的前蜀政权。

前蜀位于巴蜀地区,它的開國皇帝王建原是唐末的四川节度使。908年,王建趁乱称帝,建国号“蜀”。王建去世后,其子王衍继位为帝,是前蜀国的第二代君主。

相比起当时其他军阀政权,前蜀可以说是最为弱小的。王衍这个皇帝荒淫无道、昏庸无能,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酒色财气上。他不理朝政,军队武备空虚,前蜀国力日益衰弱。正是这个原因,让李存勖认定前蜀必然成为手到擒来的目标。

924年冬,李存勖亲自率军十万,调动全部国力,准备灭亡前蜀。前蜀境内民心涣散,根本无力抵抗后唐的攻势。李存勖一路所向披靡,很快就攻占了前蜀的外围重镇。到了925年春天,后唐军队已经逼近成都城下,前蜀的末日就要来临了。

眼看大军压境,王衍才意识到前蜀的危急处境。他慌忙调遣手下大将王宗弼前去抵御后唐军队。但王宗弼很清楚前蜀军队的软弱,根本不是后唐的对手。于是他选择投降,保全了自己的性命。

王宗弼带兵回到成都,立即软禁了王衍,逼他写下投降书。王衍意识到大势已去,只能听令写下投降诏书,派人快马送往后唐军营。

李存勖收到前蜀投降书后非常高兴。他大度地回赐一道圣旨,承诺赦免王衍的罪过,让王衍带领文武百官前来洛阳朝觐,自己会赏赐土地,让王衍安享晚年。

王衍得知后唐皇帝不会处死自己,心中大喜,连忙带着一干家眷和大臣准备入洛阳。他们一行人风尘仆仆,走了几天终于来到洛阳城下,殊不知后唐皇帝李存勖已经反悔了。

起初,李存勖决定容许王衍入洛阳,也是出于政治算计。他需要一个正式的受降仪式来标志前蜀的灭亡。而且表面上开恩赦免王衍,也可以博得良好的名声。但后来李存勖的谋臣们提醒他,留下前蜀势力在洛阳也很危险,万一哪天后唐遇到变故,王衍就可能趁机反叛,夺回前蜀之地。

李存勖认真思索后,觉得大臣的忠告很有道理。为了铲除后患,他改变主意,下了一个死命令:处死王衍及其文武百官,一个不留!

这道残酷的命令转到了宦官张居翰手中。张居翰原是后梁宫中的太监,后来投奔李存勖,得到重用。他精明能干,受到李存勖的信任和宠爱。这次,将对王衍一行人进行处决的血腥任务,也交给了张居翰。

张居翰看到这道命令后,心中充满震惊和痛苦。他理解李存勖的考量,但命令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围。那些前蜀的文武百官并无大罪,仅仅是执行皇帝把国家交出去的命令而已。如果真的把他们全数处死,未免太不人道。

张居翰在宫里生活了几十年,早已看开功名利禄。他天生乐善好施,同情弱者,乐于帮助别人。面对这道错综复杂的命令,张居翰果断选择了保全无辜百姓的性命。

张居翰利用自己精通文字的特长,在传达圣旨时,将“处死王衍一行人”改成了“处死王衍一家人”。仅仅一个“行”字,就化解了对百姓的杀戮。

按照张居翰传达的命令,前蜀的文武百官全被释放,只有王衍和他的家人被处决。这些幸存的百姓四散逃走,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了平凡的生活。他们非常感激张居翰的仁德之举,将张居翰视为再生父母。

后来,张居翰将王衍一家的首级呈给李存勖,李存勖并未过问其他人的下落,这场屠杀就这样不了了之。直到多年后,前蜀老臣们才将实情披露出来,人们这才得知,这全仗着张居翰的机智和仁慈,才救下了那么多性命。

张居翰之所以大胆改动皇命,并不是因为缺乏对李存勖的忠心,而是出于对百姓的同情和仁爱。他愿意冒天下第一大的死罪——诬传圣旨,只为给无辜的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

这样宁肯代人受罪的大无畏精神,让后人对张居翰推崇备至。北宋理学家欧阳修甚至将张居翰视为孔孟时代“仁人”的典范,称许他“见死不避,其义固滂沱也”。

张居翰之所以能成为太监中的异数,跻身于儒家圣贤之列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人生经历。张居翰从小就被送进宫廷当太监,他深知生命的可贵,也经历过战乱动荡,因此特别能体寒民的疾苦。

另外,张居翰虽然没能读太多书,但他聪慧好学,口才出众,深得李存勖的信任。如果没能得到皇帝重用,他也难以发挥这样大的影响力。正是生活阅历与智慧相结合,造就了张居翰的仁义之心。

张居翰擅改圣旨的仁举,对后世启发极大。它让人们看到,即使是处在恶劣环境中的小人物,也可以发挥正义的力量。他的义举证明,改变乃至拯救一个时代,往往源于普通人的善意之举。

张居翰的故事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段小小的逸闻,但它的价值却历久弥新。在当今这个精算时代,许多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,缺少张居翰那样的大仁大义。我们需要激励更多的张居翰,用人性的善意感染他人,创造出更多奇迹。